过去几年间，成人中治疗“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下同）的比例已上升至50%多，这一数字在妇女中甚至更高。而现在人们怀疑的在儿童范围内过度诊断此种病情的情况是不是正在发生呢？
文章来源：huffingtonpost.com 作者：安娜·莫尔特比
雷切尔第一次在派对中吃安非他命为主的处方药（一种治疗注意力缺失/多动症的药）时还是一名大一新生，她非常享受这种药物给她带来的那种飘飘欲仙的感觉，于是当她在集中精力完成课程论文的过程中需要这样的帮助时，就开始给朋友钱，到处搜集这种小药片，她说：“我一下子就能专心致志地学习了”。时间倒退至2011年，当她发现自己无法聚精会神地工作、难以继续完成任务时，她从朋友那得到一些这种药丸，之后她不得不求助于她的精神治疗师（一开始只为了治疗焦虑症）给她开这种药物的处方，而这种药物一般用来治疗ADHD病症。
雷切尔说：“我只是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行为方式，我从朋友那得到一些药物，而它们有助于我的工作，朋友想知道我吃完这些药的反应，会让我专注于某事，我完全忽略了‘任何事我都能办到’这一令人惊讶的层面。”
“当朋友问我这种药是否可以加快心跳时，虽然我知道事实真相应该是‘会加快’，但我仍违心说道‘不会’。我们可能有十分钟一直在讨论安非他明这种药物。”那天雷切尔带着处方走了，之后她几乎每天都要吃这个药。
研究人员还不清楚有多少像雷切尔这样的人——人们在要不要吃这种处方药的博弈中犹豫挣扎——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女性人数在ADHD用药比例中不断增加，今年早期，由美国快捷药方公司——一家处方管理公司发布的一份突破性报道称，美国服用ADHD药物（除了安非他明外，还包括盐酸哌醋甲酯和哌甲酯制剂）的成年人数量从2008到2012年间，已经上升了53%。这份报道还发现使用ADHD药物的女士比女孩要多得多，仅仅在过去五年间，服用此类药物的26—34岁年龄段的女士人数暴涨了85%，这让人非常惊愕。基斯·康纳斯博士是杜克大学的一名退休教授，他创造了诊断病情中常用的评定量表，这个量表深受重视。作为ADHD研究员，他说道：“很明显，造成这种上涨趋势的原因之一就是诊断过度，有一大群初级医生和精神科医师对ADHD知之甚少却很乐意开出这样的处方。”
讽刺的是，虽然很多药都会落入错误的人手中，但专家称许多真正需要此类药的女士却很难拿到这些药，这让她们非常沮丧。医生的培训不恰当，就会混淆ADHD和其他拥有相似病症的症状。纽约市一位精神科医师斯科特·夏皮罗是医学博士，只医治ADHD成年患者，他说：“抑郁、焦虑、更年期、甲状腺功能亢进或减退、睡眠不规律如睡眠呼吸暂停等都会呈现出跟ADHD相似的问题，而当你提出这些潜在的问题时，类似ADHD的症状就消失了”。
没有一项单项试验可以绝对诊断出ADHD，也没有易查到的合格医生的网上名录，所以无济于事。国家心理卫生研究所称，临床医生应该能够确认ADHD患者从童年就已经患病了，如果这个问题时过年几年间才突然出现的，就不会是ADHD，因为根据定义，ADHD是由童年就形成的一种病。还有一些标准化的评定量表，可以用来检查这种病，确定临床症状的范围和严重性。（更多ADHD信息请参考这篇文章[Too Busy or ADD?](https://www.oprah.com/health/Signs- of-Adult-ADD)）
从理论上来说，专科医生应该与非常了解病人的人员来谈（如病人的家庭成员），确保这些并发症已经在病人的生活中引发了一些可见性问题。专家说，成年男人更愿意被当作儿童来诊断，但女士们与他们不同，因为她们通常无法表现出社会公认的与ADHD相关的一些症状，所以实际上她们总是被诊断不足。许多年轻的女孩儿和女士们有一种子类型，叫做“明显被疏忽的ADHD”（她们可能看似有些疯狂却并非活动过度），老师或父母通常无法认识到这个危险信号。
谢尔必·冈萨雷斯就是这种情况，她在接受治疗前，已经与那些需要注意的事项斗争了20多年了。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她经常被内心的唠叨搞得心烦意乱，大脑思维可以在一小时内朝20个不同的方向窜出100万英里远，尽管如此，她表现依然良好，很少表现出来这种行为、搞破坏等，所以她的老师也只是对她说她需要集中注意力。“坚持到底”成了她的口头禅。但是长大后，事情变得糟糕起来，冈萨雷斯经常熬夜才能完成项目，甚至还会超出工作的截止日期，今年她30岁，是一名广告撰稿人，她说“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拖延症，不知道什么原因我总是无法专注，直到肾上腺素被‘天啊！明天是截止日期激发’这种情况激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一直怠工，成果离我的预期差很远，这渐渐蚕食着我的自尊”。
直到2012年底，当冈萨雷斯读到一篇关于女性患有ADHD的文章时，她才意识到自己的过往是说得通的。冈萨雷斯说：“我听说过ADHD，但我认为它只会影响儿童。文章里列出一些病症，我认识到自己差不多都有。我又读了一遍，仔细查看了那些病候，大哭起来”康纳斯说冈萨雷斯的经历并非个案，他说：“许多女士在小时候都被忽视了，直到这些障碍自己烟消云散。她们的在校表现可能不是最优秀的，但如果她们和同学关系良好，老师也喜欢她们的话，这种情况就被忽略了。当她们长大成人后，就开始心疑好像某种东西不在了”。许多成年女士只有在送孩子去检查时，才被诊断出自己患有ADHD，并深受其害。
“这些病人一般都会告诉你，我一直无法集中注意力，但无人会让我认为这是个问题啊”康纳斯如此说道。
冈萨雷斯说她的不适终于有了名目是一种救济——甚至是一次祝福。“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针对ADHD认知行为的疗法，然后我重复服用不同的药物，直到医生和我都感觉到确实有效。得到恰当的治疗，并接受一个事实：即一些挑战深植于神经生物学中，而非接受一波生理缺陷，这改变了我的生命。”
安娜·莫尔特比是纽约一位健康专栏作家。
译者： 云要高飞 原作者：Anna Maltb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