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难免一死，我们也都知道。这可能是负担，也可能是赐福。
在每一位父母的内心深处， 有一场紧紧盘曲的恶梦，内容是：他的小孩会死亡。这场恶梦，可能会在合理的时间弹出来，比如说，当小孩往街上跑的时候。它也可能在较平静的时刻偷袭。这种恐惧，是父母保护他们的孩子的一个很有帮助的进化性动力，但是这仍会令人难以忘怀。
斯多葛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劝告父母，要让自己感受那种恐惧。“亲吻你的小孩的时候说一句：明天你就会死，有什么害处呢？”他在他的《语录》中写道。
有些人可能会说，爱比克泰德是个混蛋。William Irvine 反而觉得，他可能有道理。
“斯多葛主义者领悟到，死亡的可能性，可能真正使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快乐。”他说。“你要让你自己有那一闪一闪的想法，就是你总有一天会死，而你爱的人也总有一天会死。我试过了，真的很有力量。我是一名21世纪的笃信斯多葛思想的人。”
他来迟了。斯多葛主义作为一门哲学，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先在希腊崛起并兴盛，之后转移到罗马帝国，并在皇帝Marcus Aurelius（公元180年逝世）在位的时候在当地继续盛行。“斯多葛主义已经没落，这是很明显的。”身为莱特州立大学哲学教授的Irvine 在他的著作《美好生活指南：斯多葛式喜乐的古老艺术》中写道。他在研究一本禅佛教的书的时候，偶然发现这门哲学。“我以为自己要成为禅佛教徒，但是斯多葛主义的做法更为理性。”
现代说法中的英文字“stoic”①，虽然有着麻木的含义，但是Irvine 在他的书中主张，这门哲学提供了通往喜乐的做法，而其中的一部分，就是思考那些可能发生在你身上的坏事。最大的坏事，当然就是死亡——你的死亡，以及你爱的人的死亡。
“我们可以每一天这么做，只要想象事情可以比现在更糟。”他说。“当事情其实没那么糟的时候，不是很美妙吗？我又多了一天能去纠正它，不是很美妙吗？”
对于Irvine 斯多葛主义者来说，死亡的想法激发了感恩。对于其他的人来说，思考“大限”反而激发了恐惧或焦虑。事实上，后者可能就是人类的自然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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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和其它动物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独特地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心理学副教授Ken Vail 说。“其它动物当然也会意识到它们会死。猎豹如果追逐着羚羊，或是追逐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和羚羊都会逃跑。我们会将这个事件识别为死亡的即时威胁。不过，羚羊不会坐在安全的办公室里头而知道自己最终会死亡，而我们却会这么做。
这就是我们为了意识的好处——自我反省、艺术、工程学、作长远计划、烧菜、给食物调味而非直接从动物骨头咬下生肉、等等——所付出的代价。我们都会死，而我们也都知道这件事。
但是我们不总是在积极地想这件事。当人们受到死亡提醒的时候，他们会利用各种策略来应付，而不是所有策略像斯多葛式感恩一样平稳。那么多种人类行为是出自对于死亡的恐惧，而这个事实，是现代社会心理学其中一个最突出的理论——恐惧管理理论——的基础。
恐惧管理理论会存在，是因为30多年前的某一天，身为斯基德莫尔学院心理学教授的Sheldon Solomon 在学院的图书馆里的时候，刚好拿起了Ernest Becker 的著作《意义的生与死》。”这没什么好自豪的，这本书的封面是白底加上绿色斑点，心里想，‘这个颜色很有趣。’”Solomon 说。“我也喜欢这本书很短，字体很大。这也没什么好自豪的，但这是真实的。我就这样拿起了那本书。”
Solomon 说，他一打开那本书，就被它的核心问题所吸引。“人为什么会做他们所做的事？”那本书不用“肿胀的学术行话”，就将话题阐述一番，也让他被吸引了。Becker 为这道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人们会做出他们所做的许多事，是为了制止他们对死亡的恐惧。因此，Solomon 和他在研究生院认识的朋友 Jeff Greenberg 和Tom Pyszczynski着手进行实验，以试探这个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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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的唯一解药，就是永生。恐惧管理理论主张，当人们面对死亡的想法的时候，就会转向那些他们相信能让他们字面上或比喻上得到永生的事物。宗教中承诺会有天堂或投胎，以及科学中承诺以某些可疑的方式延续生命（将你的遗体冷冻吧！他们以后就会让它醒过来！），给人带来了真正永生的希望。
不过，比较常见的是，这种象征性的永生的希望，使恐惧死亡的心灵得到平静。他们的希望，就是每个人都属于一个会比他们更长久的事物的一部分：他们的文化、国家、家庭、工作。当人思考死亡的时候，就会更紧地抓牢他们所参与的体系，以及他们持有的世界观。
论及他们的行为的话，就比较棘手了。研究显示，人们意识到自己的必死性的时候所做的事，取决于个人、她的处境、以及她是把注意力放在死亡上或者只是在脑海深处想着死亡。（有关恐惧管理理论的大量文献，叙述了广范围的效应。2010年的一篇综合分析，找到了238篇有关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而密苏里大学的网站则列出了600篇，但是它似乎自2012年就没再更新过。）
当你把焦点放在死亡上的时候——当你经过一个坟场、或者你认识的人患得重病、或者某位研究人员在实验室向你询问的时候——根据恐惧管理理论的说法，人们的倾向，就是将这些想法抛之脑后。 你或许会压抑这些想法，用别的事物来转移注意力，或者安慰自己说你还离死亡有好多时日，反正你明天还是要去健身房。
有几项调查发现，有意识地思考死亡，真的能提高保健（即运动与体检）的意愿。至于人们是否会付诸行动，目前还不清楚。答应自己要吃得比较健康一些，可能只是一种策略，让自己避免思考死亡。
Vail 说，当死亡在人们的意识中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使用逻辑来应付它。这就像你的妈妈对你说：‘系上安全带吧，因为你不会想死。’你就会思考一下，意识到她是对的，你不想在前往杂货店途中死亡，就系上了安全带。”
根据Solomon的说法，就连幼儿也会使用和这些策略相似的想法。他和Greenberg 与Pyszczynski共同著作的新书《果核中的虫：论死亡在生命里的角色》，叙述了5岁的Richard的故事。这本书出自心理学家Sylvia Anthony 在60年代与70年代进行的访问：
“他在浴缸里游来游去，心里想着不死的可能性。‘我永远也不要做死人；我不要死。’……他的妈妈告诉5岁的Richard 说他还会有很长的时间不会死的时候，小男孩微笑着说：‘太好了。我之前还在担心，现在可以开心了。’他接着就说，他要梦想去‘逛街，买东西。’”
Richard，你真会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呀。不过，我们自己的应付机制，有时候或许和Richard的不相上下。“美国人可说是世界上最会将存在焦虑埋在一堆薯条之下的人。他们也有可能会前往沃尔玛，买柠檬和喷火器的时候节省五分钱，以此忘记焦虑。”Solomon说。
但是，购物旅行只能暂时分散你的注意力。你即使不再积极地思考死亡，死亡还是占据了你的潜意识。Vail 说：“我们可用文件柜来作比喻。你取出一个文件夹，读的时候就分心，现在想的是晚餐。你把文件夹放回文件柜，再把晚餐拿出来，现在看到的是晚餐，但是你之前在想的事，现在已经在文件夹上面。这就是距离你的意识最靠近的事物。”
研究显示，就是在这个时候，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最会被影响——当你最近受到死亡提醒，但它又被移回你的脑海深处的时候。
遗憾的是，死亡处在文件柜顶层的时候，带出的往往不是人类最佳的特性。如果人们会有维护自己的文化和世界观的动机，照理来说，他们对其它的世界观和持有这些世界观的人就显得没那么友善了。
根据《果核中的虫》，首次的恐惧管理理论研究，有“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法院的22名法官”参与。法官被委任为涉嫌卖淫的人设定保释金，但是他们被要求先进行问卷调查。一部分的法官只被问及有关性格的问题，但是又有一部分的法官也被问了两道有关死亡的问题：“请简短地形容你的死亡会让你产生的情绪”，以及“尽量具体地写下你的肉体死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以及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当时的标准保释金为50美元，是那些没有参与问卷调查的法官设定的。那些有参与问卷调查的法官，平均上设定的保释金，比该数目高出九倍。
“结果显示，思考他们的必死性的法官的反应，就是试着依照他们的文化做出对的事。”书中说道。“因此，他们比那些没有受到死亡提醒的同事们更严格地司法。”
不过，Solomon 说，研究人员后来和学生进行同样的研究的时候，发现只有那些认为卖淫是“道德上应该受到谴责”的学生，才会选择设定更高的保释金。逻辑是：这些学生想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处罚犯罪者。之后的更多研究都显示了这方面的倾向：当人们思考着自己的必死性的时候，人们宁愿选择和他们同样的（文化、种族、国家或宗教）群组的人，而排斥这些群组之外的人。这种动态曾以滑稽的方式表现：在一项调查中，自由派的人在受到死亡提醒之后，就比较会使保守派的人吃一种恶心的辣酱，反之亦然。在一些较严肃的调查中，死亡提醒被发现会使人更容易将别人定型。
推广自己的世界观，可能意味着贬低别人的世界观。但是，这不是人们想归属一个比自己更大的事物（寻找象征性的永生）的唯一方法。临终也会促使人们帮助别人、捐作慈善、投入关怀的家庭和人际关系当中。（研究结果也支持了人们在受到死亡提醒时会做出这样的事的说法。）
这些反应也在实验室外也观察得到。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事件之后，死亡有一段时间是许多美国人心里想的最大课题。911事件之前和两个月之后的调查显示，人们在911事件之后表现的恩慈、爱、希望、灵性、感恩、领导能力及团队精神有所增加，而这些特性在袭击事件的10个月后还维持着（虽然其程度稍微减少）。不过， Solomon， Greenberg 和Pyszczynski 在他们的书中指出，美国人在911事件之后对“其他人”产生了大程度的恐惧和歧视，而“其他人”具体指的是穆斯林教徒和阿拉伯人。
“必死性的意识，和其所引发的恐惧管理过程，本质上不是造成偏见、思想封闭、敌意的负面过程。它反而似乎只不过是一个中立的过程。”Vail 说。“这段过程，会激励人们不分青红皂白地维护及捍卫他们的文化世界观。”
你如何管理你的恐惧，取决于什么事物已经对你重要，而这些就是你面对自己的必死性的时候就会去寻找的事物。在一项研究中，有同理心的人在受到死亡提醒之后，更有可能原谅别人的冒犯；另一项研究中，原教旨主义的宗教人士在思考自己的必死性之后变得更富同情心，但是这只有在同情心的价值观以宗教的方式（如圣经或可兰经的摘录）呈现的时候，才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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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管理理论主张，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比其它的恐惧有所不同。毕竟，其它所有的威胁都是可存活的。况且，研究中的思考死亡，和一个中性的因素，或者另一个威胁，如排斥或疼痛，都会产生相同程度的影响。因此，对于死亡的恐惧，比对于排斥的恐惧更为严重。
不过，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教授Steven Heine认为，死亡未必是一个那么独特的威胁。他在2006年和同事Travis Proulx 和Kathleen Vohs 开发了意义维护模式（Meaning Maintenance Model）。这个模式主张，思考死亡的确会激发这些态度及行为，但是背后的理由却不一样。根据他们的理论，死亡是一个对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构成威胁的事物，和未知、被朋友排斥、甚至是（Heine举出的例子）在一副扑克牌中找到一张红色的黑桃Q一样。这些事物都会打断Heine 所谓的“意义框架”，就是我们对世界操作的理解。当我们思考着我们都会死的时候，这会让我们质疑这些所有的假设。我试着做的所有事情，都将不会成功，我的人际关系将会被切断，而我不管如何融入世界，最终我也不会做到。这太令人困扰了。”
这或许不比对于意义的其它威胁来得令人困扰。Heine说，有关意义维护模式的研究发现，思考死亡对人们的态度与行为的影响，并不比观看一部超现实电影明显地大。一篇恐惧管理理论的综合分析也指出，思考死亡的影响，比起思考另外一个威胁意义感的事物来得少。
根据这个理论，死亡的想法，还是会引导人们维护他们的世界观，不过，这是因为当人们面对像自己的必死性那么令人混淆的概念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生命中的其它对他们还有意义的事物。这两种理论有许多共同之处，但是Heine 说，意义维护模式可以解释一个恐惧管理理论无法解释的事物：自杀。
“恐惧管理理论主张，我们想要有意义感，作为排除死亡想法的方法，但是自杀的一个主要动机，就是你感到生命没有意义，生命没有意义的时候就要死亡。”他说。
Heine 说，死亡和别的事物不一样的是，死亡没有解决方法。你可以尝试纠正其它对意义的威胁，或者改变你的世界观，以容纳新的信息。“我们都会有一死，这个问题在我们的生命中，是无法完全解决的。”
这样或许也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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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我们应该非常害怕死亡。但这不是很好吗？”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心理科学荣誉教授Laura King 问道。“如果生命不会结束，想想看，不就像每部僵尸片或者科幻片一样吗？你若活得太久，过了一阵子，就会失去理智。生命不再有任何意义，因为它太平凡了。”
King 在2009年进行了一项研究，提供了死亡和意义感的另一个更经济的角度。她发现，人们受到死亡提醒之后，就会更珍惜生命。反之，人们阅读一篇将人体设下很高的金钱价值的文章之后，他们的死亡想法的数量增加了。这就是稀缺原理——你拥有的某个事物越少，就会珍惜得越多。
但是，“我们大多数的人生活得不像知道生命是有限的。”King 说。她形容了她让学生完成的一项作业：他们先写下他们的生命目标，然后写下他们如果只剩三星期的寿命，就会想做什么。“你就对他们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去做这些事呢？’他们会回答：‘拜托别闹了，我们还有前途要去计划的。’”
“把每一天，当作是你的最后一天”的忠告，似乎好听，其实非常无益，因为你知道，今天应该不是你的最后一天。我如果明天会死，我还真不知道要做什么——把我的亲人全部带到巴黎去吗？还是给他们举行一次盛大的晚宴，就是大家都吃饱醉倒在沙发上的那种？
不管怎样，今天我都做不到。我还要上班呢。
King 说：“人们总是说生命太短，实际上是非常的长。真的太长太长了。”
一旦人们真的时日不多的时候，他们所优先考量的事似乎会改变。根据有关社会情绪选择理论的研究，老年人比年轻人更以当下为中心，也对于周围的人更具选择性：他们多数会选择与家人和亲密的老朋友在一起。其它的研究也发现，老年人也比较宽容，也会更关照别人，也较不着重于自己的利益。
这和Irvine的斯多葛哲学是相称的：不用窗帘掩盖窗外的黑暗，反而直接凝视着黑暗，让你在转开的时候，会感激周围有亮光。
Irvine 以购买割草机作为平凡的例子。“我购买割草机的时候意识到，这可能是我会买的最后一台。”他说。“不要误会，我不喜欢割草，但是我只有那么多次会去割草，总有一天，此时此刻，将会成为美好的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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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西方文化非常排斥死亡。死亡往往是保持眼不见为净的，而其细节只是留给医院和殡仪馆处理。虽然大部分的美国人说，他们宁愿在家逝世，但是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只有25%的人真的那么做。其它人大多数是在医院、养老院或其它设施里逝世。
这就是为什么入殓师Caitlin Doughty 会在2011年创立“好死勋章”（The Order of the Good Death）。它自命为“探讨各种方式，以帮助一个恐惧死亡的社会为必然的死亡做准备的一群殡葬业专业人士、学者及艺术家”。她的著作包括《烟雾进入你的眼睛》（Smoke Gets in Your Eyes），说的是有关火葬场的工作。她也是网上访谈系列《问问入殓师》（Ask a Mortician）的主持人。
“死亡不会因为我们将之隐藏而消失。”Doughty 在写给我的一则电邮中写道。“隐藏生命的真相，不意味着它们会消失，只是意味着它们被推入我们意识的深处……死亡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物，而将它视为反常，对我们的文化没有帮助……我们不能控制自然。我们并不比自然更强大。”
这很清楚的就是恐惧管理。这是一个将死亡尽其能地推开的文化，纵然它最终无法办到。
更多人已经开始采用Doughty 的想法。供人们聚集讨论他们的必死性的“死亡发廊”和“死亡咖啡馆”已经在美国各地涌现出来，而许多医生，如《做个凡人》的作者Atul Gawande，正在努力推广临终关怀，让病人参与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
但是研究显示，思考死亡的影响，不只是恩典和感激，因此，公然讨论死亡，最终会帮助还是伤害人类？
“起初，思考死亡时常会让我情绪起伏。”Doughty 写道。“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思考死亡，让你更趋慷慨。你会意识到，你一到了生命的尽头，就得将你的遗体、你的原子和分子，归还给宇宙。”
她也指出，恐惧管理理论的研究，只是孤立的个案，并未探讨人们长时间思考死亡的影响。
那么，关键或许就是要刻意思考。意思是：不让死亡的想法偷袭，反而积极与之互动，即使这么做有多么困难。在一项2010年的研究中，较有正念的人受到死亡提醒的时候，比较不会防范他们的世界观。这意味着，“正念有潜力破坏一些形成恐惧管理的过程”。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心理学家Vail 说。
Solomon 也持有一些希望。“我宁愿想，持续努力接受死亡，总有一刻会得到回报。”Vail 提议，将自己从死亡的心理反应释放开来，可能会把其良好的效果随同反面的效果一同除去，但是Solomon 愿意如此交易。“如果你观察人类所经历的问题——我们不能和睦相处、我们污染环境、我们愚蠢地炫耀性消费，造成猖獗的经济不稳定——这些都是死亡焦虑失控的恶性表现。”
完全除去对死亡的所有恐惧，或许是不可能的——动物都有生存的动力，而我们即使有了意识，也依旧是动物。对于死亡怀着正念，即使要将死亡焦虑的利与弊一同除去，人们还是不需要被惊吓地对彼此慷慨、相爱。
“死亡会摧毁一个人，但是死亡的概念却救了他。”E.M. Forster曾写道。我不知道是否真的有救赎，但是倘若我们接受死亡，我们或许还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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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注：
①“stoic”一字，译为“坚忍不拔”，源自“Stoicism“，即斯多葛主义。
（来源 译言网 译者： 搬那度 原作者：Julie B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