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俗话说傻人有傻福，那反过来高智商就意味着不幸？很多人都这样认为。我们的看法是天才往往受焦虑、挫败感和孤单困扰。
想想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艾伦·图灵（Alan Turing）、丽萨·辛普森（Lisa Simpson）——他们就像一颗颗孤星，但即使在他们燃烧最耀眼的时刻也倍感孤独，正如海明威曾说的那样：“聪明人拥有幸福——这样的事我几乎从未遇到。”
这似乎只是关于一小部分人的小问题——但是它可能会给很多人带来启发和影响。我们的教育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学术智力。尽管存在很多众所周知的缺陷和局限性，智商测试仍然是衡量认知能力的主要方法。我们在大脑训练和认知提高方面投入了大量的金钱，试图提高参与相关测试的分数。但是，假如对才能的追求本身就是一场徒劳呢？
早在近一百年前就有人尝试寻找以上问题的答案。在那时，美国爵士乐正处于黄金时代，智商测试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开始引起关注。此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征兵中心，智商测试已得到验证，1926年，心理学家路易斯·特曼（Lewis Terman）决定用智商测试来找出天才儿童，并对他们进行研究。
通过对加利福尼亚州各个学校的地毯式搜索，他挑选出了1500名智商在140以上的小学生，其中80人的智商超过170。这些学生后来被称为“特曼神童”。时至今日，对他们人生跌宕起伏的发展轨迹的研究仍在进行中。
和预期一样，很多“特曼神童”都获得了财富和名声——最著名的是杰西·奥本海默（Jess Oppenheimer），20世纪50年代经典情景喜剧《我爱露西》（I Love Lucy）的作者。的确，当他的电视剧在CBS电视台上播出时，“特曼神童”们的平均薪水已经是普通白领平均薪水的两倍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达到了特曼的期望——有很多人选择了比较“平凡”的工作，如警察、船员、打字员等。因此，特曼总结道，“智力和成就之间并没有完美的相关关系”。此外，高智商也没能让他们过得比常人更幸福。在他们一生之中，离婚、酗酒和自杀水平和国家平均水平大致相当。
当“特曼神童”步入晚年时，他们故事的寓意——高智商并不等同于更好的生活——已经被人们重复了无数遍。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会认为高智商顶多让你的生活满意度与常人无异；而在最坏的情况下，他们会说实际上意味着你怀才不遇壮志未酬。
这并不意味着，只要拥有高智商，就必然要遭遇磨难，尽管一些流行的观点这样认为。但这确实令人困惑。为什么从长期来看，卓越的智商并没有带来应有的回报呢？
一种可能是，知道自己是高智商反而变成了束缚自己的锁链。的确，在上世纪90年代，研究者请那些仍在世的“特曼神童”回顾他们过去80年人生中的大事。他们不仅没有从自己的成功中感到满足，反而感觉自己似乎没能实现年少时曾经被赋予的期望，并深受这种失败感折磨。
这种负担——特别是再加上他人的期望——往往是许多天资儿童的共同困扰。其中最著名、也是最令人难过的案例便是数学神童苏菲亚·尤瑟夫（Sufiah Yusof）。她在12岁时被牛津大学录取，却中途退学，当了一名服务员。后来她成了一名应召女郎，边做爱边背诵数学公式来取悦客人。
在学生酒吧和网络论坛上常常听到另一种抱怨：聪明的人对这个世界的缺点看得更加清楚。与目光狭隘的普通人不同，聪明人时刻保持清醒，为人类的现状感到痛苦，或是为其他人的愚蠢感到悲愤。
事实上，持续的担忧也许是高智商的标志——但其原因并非是那些书斋式的哲学家们所想象的那样。加拿大麦克埃文大学（MacEwan University）的亚历山大·潘尼（Alexander Penney）就各种各样的话题，对学校里的学生进行了采访。他发现那些智商更高的学生的确更容易感到焦虑。而有趣的是，他们的大多数烦恼都是日常琐事。
高智商学生更可能重复一段令人尴尬的对话，而不是问一些“宏大的问题”。“事实并不是他们的担忧就更加深刻，而是他们担忧的东西更多，担忧的程度也更深。”潘尼说道，“如果某件消极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就会比别人想得更多。”
进行进一步研究时，潘尼发现这也许和语言智力有关——即智商测试中以文字游戏形式进行的测试。相比之下，这些担忧和与空间有关的智力关系要小一些（事实上，空间智力似乎能减少焦虑程度）。他认为，高超的口才可能让你更容易把焦虑变成语言，并进行再三思考。不过，这未必是一个缺点。“也许他们比常人更擅长解决问题。”潘尼说道——这或许能帮助他们从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
然而，残酷的现实是，卓越的智商并不等同于明智的决策。事实上，在有些情况下，高智商反而会让你的选择更加愚蠢。
过去十年间，多伦多大学的基斯·斯塔诺维奇（Keith Stanovich）一直在设计有关理性的测试，他发现，公正、无偏见的决策往往和高智商无关。由于存在“主关偏见”——即我们在搜集信息时往往会进行特定的选择，以此来加强我们此前的观点。
在进行辩驳时，更明智的做法是将你自己的假设置于一旁——但斯塔诺维奇发现，聪明的人做到这一点的可能性并不高于智商只有平均水平的人。
这还不是全部。事实上，那些在标准认知测试中名列前茅的人往往更可能存在“偏见盲点”。虽然他们非常擅长批评他人的错误，却更难认清自身的缺陷。
此外，他们还更容易陷入“赌徒谬误”中去——即一枚硬币落地时，如果头十次都是正面朝上，第十一次就更可能是反面朝上。在轮盘赌游戏中，如果玩家连续得了一连串黑色，就会计划接下来押红色，而这一谬误会导致他们满盘皆输。
此外，它还可能使股票投资者在股票价格见顶之前就将股票抛出——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好运迟早都会用光的。
很多高智商的人往往更倾向于依赖直觉，而不是理性的思考，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有那么多门萨会员相信超自然现象的存在，这也是很多智商140的人刷爆信用卡的几率是普通人两倍的原因。
的确，斯塔诺维奇发现社会各个阶层都存在这些偏见。“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存在很多‘理性障碍’现象——很多智商很高的人，却依旧会做出不理性的事情。”他说道，“那些宣传反对疫苗接种、在网络上传播虚假信息的人往往智商很高，并受过良好教育。”显然，聪明的人也可能被危险而愚蠢的误导。
那么，如果高智商没法保证我们做出理智的决策，获得更好的生活，我们应该依靠什么？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的伊戈尔·格劳斯曼恩（Igor Grossmann）认为，我们应当将目光转向一个古老的概念：“智慧”。他的方法可能乍看之下并不怎么科学。“智慧这一概念本身就很虚无缥缈，”他坦言，“但如果你看一下智慧的定义，很多人都会同意，它形容的是能够做出正确的、没有偏见的决策的人。”
在一项实验中，格劳斯曼恩向志愿者们展示了一些社会困局——从我们如何处理克里米亚战争，到华盛顿邮报专栏“亲爱的艾比”（Dear Abby）中阐述的那些令人感同身受的危机。
在志愿者们进行交谈的同时，一个由心理学家组成的专家小组会对志愿者的推理和偏见进行评判：他们的论点是否全面，参选人是否能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即“理智的谦逊”——他们是否会忽略不符合自己理论的重要细节等。
结果是，获得高分意味着将来生活满意度更高，人际关系质量更好，以及最重要的是，焦虑和重复思考较少——这些似乎都是典型的传统意识里的聪明人所缺乏的素养。
明智的推理能力甚至能让人活得更长——那些获得高分的志愿者在实验进行的数年间死亡几率更低。关键是，格劳斯曼恩发现，智商和这些衡量因素都没有什么关系，高智商显然也不意味着更高的智慧。“聪明人可能会很快作出论证，证明自己的论点是正确的——但他们采取的方式也许带有严重的偏见。”
未来的雇主们很可能对这些能力进行测试，以取代智商测试。谷歌已经宣布计划对候选人的智力谦逊程度等方面进行测试，而不仅仅是考察他们的认知能力。
幸运的是，不管你的智商是多少，智慧可能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坚定地相信，智慧是可以训练出来的。”格劳斯曼恩说道。他指出，当我们以他人为重的时候，就很容易放下我们的偏见。
他发现，如果以第三人称的形式讨论自己遇到的问题（用“他”或“她”来代替“我”），就能创造出必要的情绪距离， 减少自己的偏见，从而做出更明智的辩驳。今后的研究将有望可以发现更多类似的小技巧。
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让人们承认自身的不足。如果你终其一生都活在自己智力带来的光环之下，你就很难接受你的智力实际上在蒙蔽你的决策这一事实。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最智慧的人也许正是那些能承认自己一无所知的人。（来源: BBC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