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科学和赌博融在一起是一种非常好的方式，Anna Dreber说。2012年，一个国际心理学家团队发起了“可重复性计划”，这一工作是重复数十项心理学实验以了解其是否站得住脚。“我们觉得对这项计划的结果赌一把是个很好的想法。”带领瑞典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一个行为经济学家团队的Dreber说。她的团队尤其希望了解科学家能否很好地利用预测市场：“迷你华尔街”的参与者会以特定价格购买和出售一项未来事件的“股份”，这反映了他们对这件事发生几率的集体智慧。
作为控制方，Dreber和同事首先请一群心理学家估计该计划名单中每项研究可重复性的几率。然后，研究人员为每项研究建立了一个预测市场，给同一批心理学家每人100美元下注。
当可重复性计划在去年揭晓结果后，该计划发现在检测的文章中只有远低于一半的文章可以重复，Dreber发现其项目专家的个人预测结果并不理想，但通过在预测市场上集体协作，他们猜对正确答案的几率为71%。
类似的实验证明了预测市场在一些时候拥有将个人猜测转变为惊人准确性预测结果的力量。这种神秘的能力确保在每次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投票人会热心地跟踪他所支持的候选人在诸如英国必发博彩公司和爱荷华电子市场（IEM）等交易所的战绩。预测市场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用于进行各种预测，包括从体育事件到商业决定的结果等。倡议者认为它们让人们没有偏见地聚集信息，而这是传统预测方法如民意测验或专家分析的痼疾。
在科学领域，其应用包括就哪些提议值得资助，向一些机构提供公正的指导，帮助气候科学和其他领域的专家组达成共识，或正如Dreber展示的那样，给研究人员一种更加便捷、更加低成本的方式分辨可能存在重复性问题的研究。
但质疑者指出，预测市场远不可靠。“一些人持有一种观点，一旦你建立一个市场，那么这种魔术将会发生，你会对所有事情作出非常好的预测。”美国新罕布什尔州达特茅斯学院经济学家Eric Zitzewitz说。而这并非事实，决定最佳预测市场的设计及限制因素仍需要研究。
然而，预测市场支持者却认为，即便不完美的预测也是有益的。“听到下雨的几率为80%或90%，我们出门就会带上雨伞。”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物理学家Anthony Aguirre说，“我认为能够穿梭到未来看到即将发生什么与将两手抛在空中说它完全不能预测，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距离。”
赌博的神奇之处
人们从体育和赛马开始就一直在对未来的事情进行赌博。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开始通过市场供给和需求设定赌博赔率，这种做法集中存在于华尔街，富裕的纽约市商人和娱乐人士在那里利用信息市场对美国选举下注，这可以追溯到1868年。这些政治赌博池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它因为更加严格的赌博法律和专业民意测验的兴起而衰落。但在其维持期内，这种方法有着惊人的成功率，它在15次总统竞选中正确地选出11人为获胜者，并且正确预测其余的4次竞选盈利空间极小。
然而，预测市场的想法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重新复活，网络空间显著降低了制作和参与市场预测的门槛。1988年，爱荷华大学特彼商学院启动了非营利性的IEM，它被用作基于网络的教学和研究工具；在当年11月8日总统竞选之前，他们建立了一个市场，预测每位候选人的选票走向。随着交易者对民意测验新信息的解释，选票走向每天都在变化。在选举前夕，市场预测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将会以占53.2%的选票获胜，而这正是布什的确切选票率。2008年，一项研究发现IEM在5次竞选期间的预测在74%的情况下比民意测验更精确。
IEM的成功助推其他数十家预测市场的建立。例如，2002年9月，在美国入侵伊拉克前的6个月，位于爱尔兰都柏林的赌博网站TradeSports.com因为建立市场预测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何时会被赶下台而臭名远扬。到2003年3月战争开始之时，下注者确定侯赛因90%会在4月份被赶下台，95%会在5月或6月消失。而侯赛因的确于4月份下台。
市场研究
不过，预测市场也有一些引人瞩目的失败案例。比如它认为6月23日英国脱欧公投当天“留在欧盟”的选票将占85%。然而，实际上英国公民最终投票决定离开欧盟。而且，在预测唐纳德·特朗普将成为2016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预测市场比传统民意测验慢了很多拍。
这些案例激发学术研究人员探索预测市场。它们为什么会作出较准的预测结果？它们的局限是什么？为什么它们的预测有时候会失败？
对于第一个问题最基本的回答是1945年由澳大利亚及经济学家Friedrich Hayek作出的。他认为市场通常可被看作是收集大量个人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合成有用数据的机制。也就是说，人们愿意为商品或服务支付的费用。
经济学家将其总结为预测市场在通过两种方式收集信息。一种方式是通过“群体智慧”，这是由商业记者James Surowiecki在同名书作中普及的一个词汇。其观点是一群拥有充足而广泛意见的人整体上会比任何个人更聪明。
然而，正如Surowiecki和其他人强调的那样，只有当一群人拥有足够多样化的意见时，群体才是智慧的。当他们并非这样的时候，当人们的独立判断被同行压力、惊慌或具有领袖气质的演讲者扭曲时，这群人的智慧就会轻而易举地成为集体性的崩溃。例如，21世纪头十年中期的房地产泡沫导致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此类判断走向崩溃的一个案例。
这也正是第二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时候。这种有时被称作边缘贸易假说的机制，描述了在理论上总有个人如何发现众人是错误的。在这一过程中，这些贸易者将会分辨并购买被低估的合同，同时出手被过高估计的合同，这会让价格重新回归到合理值。其中一个例子是2015年的电影《大空头》，电影编剧以一个避险基金的真实故事为蓝本，该基金对美国房地产市场不合理的表现下了赔率，并从这场危机中获取了大量金钱。
测试未来
在一个市场中，所有参与者均可获得关键的通道信息；交易者很快集中到正确答案上。在另一种情况下，类似于私人企业研究，信息是由个人私有的，交易员通常不能达到共识。在第三种情况中，不同实验室发现类似的结果，然后发表在期刊上，信息一开始是私有的，后来被公开。市场能够发现正确的答案，但发现有用信息的个人首先会利用他们的私人知识对市场作出预期判断，并获取少许利润。
但科学预测市场仍然需要获得研究人员或公众的大量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多数政治和商业问题都会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获得明确的答案，这正是预测市场的优势。在科学上回答这些问题经常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做实验，而希望成为交易者的人极少会有耐心等待如此漫长的时间。
这一问题对于预测市场来说也并不特殊。“通常作短期预测比长期预测更加容易。”Aguirre说。但支持者认为，只要预测市场能提供提升推测新信息几率的方法，它们就能够和其他预测方法做的一样好，或是更好。
科学的预测市场还比政治或经济预测市场存在更多模糊性问题。预测市场能否用于科学研究仍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预测市场总体而言仍要应对一些挑战，譬如如何避免被操纵或克服偏见。然而，传统的代表性民意测验曾一度依赖从电话到随机样本中收集的答案，现在该测验正在受到移动电话和网上通信的威胁。
出于预测市场的准确性如果不比民意测验水平更高，那么至少与其处于同等水平，纽约微软研究院经济学家David Rothschild说，他认为如果民意测验衰落，预测市场具有优越的条件取代它。“除了市场具有激励你在凌晨2点回来更新答案之外，我可以建立一个模仿预测市场所有条件的民意测验。”他说。（晋楠编译）